编者按：

此文转自1990年佳木斯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开发与掠夺》

此文为30年前所书，具有那个时代特殊的历史背景，有些观点按照现代人的观点看有失偏颇，但作为历史资料看是难能可贵的，请读者各自理解。

2019年12月31日

 

 

沃土追昔

─访桦南县土龙山镇盖家屯

化雨

金秋时节，一望无际的田野上黄多绿少，红紫相间；尤其是雨后凭车远望，更觉得黄灿灿、金闪闪，美得出奇！

我们一行四人，沿着桦南县北部洁净无尘的公路，从土龙山这个远在抗战初期曾因举行农民抗日暴动而著名的小镇出发，驱车而行，直奔在这一带土地开发最早的盖家屯。吉普车是由桦南县政协提供的，为的是支持我们追寻一串往事：这一带肥田沃土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怎样开发起来的?后来，这里的人们为反抗打着“开拓”旗号前来“收枪缴照”、强占土地的日本侵略者而举行的农民暴动，又是怎样发起的?其结果如何?追寻这些往事，具有记事入史、催发后人的价值，我们是执意追寻。然面，这些事情是发生在距今110—55年前的陈年旧事，要寻访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人物，着实不易。幸好我们翻看了土地改革时留存下来的一部分资料，并在土龙山镇找到一位土改时的小学教师，从而发现了盖家屯早期垦荒者盖家的后人;一位是盖家垦荒者第四代媳妇盖汪氏，年已八旬，但是耳聪目明，头脑清醒，记忆清晰；另一位是盖汪氏的儿子盖洪海，纯厚朴实，也已年届六旬，谈得出先人往事。而且事有巧合，土龙山农民暴动的发起人之一盖文义，又恰恰是盖汪氏的公爹。这母子两位，对盖文义是言之确确。有这两位难得的“三亲”人物，再加上同屯老人的印证，总算是基本上解决了我们抢救史料的难题。

坐在盖家的热炕上，吸着乡土气味十足的晒烟叶儿，听着一句句质朴无华的家常话，品味着早期垦荒和农民暴动的情景，我们的心情恰似屯外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田野，虽不令人十分满足，却也颇感收获不小。屯外大片相连的即将成熟的庄稼，由于土地肥美，即便是在今年这种春涝、伏旱的重灾之年，仍可以有七、八成年景；我们所要抢救的史斜，由于访到了“三亲”人物，尽管抢救已晚，但也可以整理成篇，使我们不虚此行。

抚今追昔话屯史

过午两点左右，正是骄阳辉照的时刻。我们一进盖家屯，只见家家户户、房前房后都有一座麦杆垛。这麦杆垛，垛垛相连，同样是金黄耀眼；而在它们周围，则有一群群的白鹅、花鹅，伸长着脖子，从垛底下与鸡群争啄那看来散落得并非很少的麦粒。陪同我们前来的土龙山镇党委年轻的宣传委员告诉我们说：“别看今年大秋庄稼要减产，小麦可是个大丰收！”我们同来的几个人当即报以欣喜的微笑。但在我的内心里，却本能地感到一种不便启凿的遗憾：全国各地农民大搞颗粒归仓已有多年历史，盖家屯的鹅群、鸡群为什么还能在麦杆垛下啄食麦粒！

我们一行人在盖家屯村长的引导下，首先访问了几家老户，顺便也就看清了全村面貌。令人费解的是，这座住有二百左右户农民的盖家屯竟然没有一座砖瓦房！仅有的一座前墙一面砌砖的大房子，还是“文革”期间由桦南县电业局为局属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建造的集体宿舍；下乡知青返城后，这房子成了生产大队的大队部；而在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社员分家的时候，这房子才落到一户农民手中。再说一点，我看遍了盖家屯也没看到一处村办工业，甚至看不见一处明显的庭院经济。盖家屯一无庭院经济，二无村办工业，三无砖瓦房，这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农村经济体制十年后，各地农村工副业生产遍地开花、砖瓦房比比皆是的今天，也真可以称之为“化外之地”、“世外桃源!

怀着深深的遗憾与费解，在我脑海里掀起了追寻历史的浪花。我要感谢桦南县政协从离休老干部中聘请的文史资料编辑苏来同志。这位74岁的老人早已熟悉了地方风情与历史，他这次专程陪同我们前来，而且向我提供了土改时留下来的有关资料，帮助我颇为省力地窥视到盖家屯的历史。据土改时的一分调查材料上记载：“光绪四五年间(1878—1879年间)，在二区(指土龙山区)落户到盖家屯的盖文刚(指土改时的户主）……摇身一变成为土龙山最早的占荒户了。”这段简要的记载，第一，说明了盖家屯的最初垦荒时间是在距今110年前，第二，说明了领先前来垦荒的占荒户是盖文刚的先人，那么，盖家屯一带当年的自然状况和盖家先人的来历又是怎样的，在部分材料中也有记载：“依东地区是先有土龙山(指建镇前的土龙山屯)后有二区(指土龙山区各村屯的行政区划)，早在八十年前(是从1947年土改时追溯计算的)是有主的荒草甸子，是一块连绵不断的森林，人烟稀少，没有部落，是禽兽盘踞的地方。以后从上江(泛指松花江上游吉林省地方)来了一批逃散的游民和到北大荒专门来采金子的农民，从此以后，这无人经营的荒山便有了主，并先后被占据。”透过这段记载，我和苏来同志推敲一番，终于懂得了盖家屯肥田沃土的来历。原来，这大片荒草甸子和间而有之的成片森林，当时是一块人烟稀少、甚至没有村、屯的地方。流民占荒，盖家领先，在那种条件下，怎能不精心选择土肥水足、旱涝保收的好地！在盖家来此垦荒之后，别的垦荒者陆续前米，自然也都因为这里土地肥沃。现在，我们纵观盖家屯周围的土地，可说是一马平川，间有一些慢洼慢岗，旱不流失雨水，涝又可以自然排放积水的宝地。人们在这里经过百来年的耕作，肯定是一直都在饱受其利。

粗略地弄清了盖家屯的历史，再联系起来理解它的现状，我的遗憾与费解也就有了答案：这盖家屯，昔日在这带领先开发，先走了一步，今天却是相对落后，在诸多的历史条件与现实原因之中有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最肥最美的土地，提供了大灾之年也不愁没有饭吃的条件，因而它在养育了盖家屯人的同时，也就养成了人们安于现状的心理状态。历史上的天然富饶成了今日相对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大自然啊，大自然！您的恩赐为什么要这样利弊并存?

盖家占荒开垦难

访过几家老户之后，我们来到了盖汪氏老人和她儿子盖洪海的家。在1947年土地改革运动中，盖家第三代大枝儿主持人盖文刚兄弟四股占有43垧土地，划阶级定成分时被划定为中地主，以后兄弟分家，盖文刚侄媳妇盖汪氏领着儿子盖洪海单过，早已成为普通农民。现在这母子一家住有三间草房，母亲住东屋，儿子及家小住西屋，东头一间是灶房。我们进屋时，盖汪氏老人正在热炕上闲坐，她儿子站在地下接待我们。屋里南窗锒着玻璃，炕面糊着油纸，那气氛倒也安静、雅致。但是一谈到往事，这母子两位却缄口不语。后来，我们把话题转向家常琐事，这才一点一滴地引出些重要的往事片断。我们细想其中的奥妙，不仅是因为盖家在土改中曾被划定为地主，而且因为盖家老辈人在垦荒发家过程中，另外还有一点难言之隐。

在我们一点一滴、十分缓慢的交谈中，盖汪氏老人说她的爷公公名叫盖克增。盖克增那辈兄弟七人，原山东省菜阳县，是跟随他们的父亲、也就是盖汪氏的太爷公公，前来垦荒的。至于盖克增的父亲叫什么名字，盖克增兄弟七人中的其余六人又叫什么名字，盖汪氏老人一概不谈。我们对照土改时留存的资料，那上面记载：“盖家哥儿几个都会武术，最初以打猎伐木为主，农耕为副……”这也就大体上窥视到盖家老辈当年来此占荒的概况：一个还未衰老的父亲，领着七个年轻力壮的儿子，并且都会武术，可以借用人们对宋代传奇人物杨家将那个“七狼八虎”的赞美之称，说他们人强气壮，这父子八人，先从莱阳闯到吉林，又从吉林间到这块大荒片儿，伐木打猎不怕狼虫虎豹，开荒占草可以披荆斩棘……此景此情，该是何等雄壮！他们那时究竟占了多少荒地，盖汪氏没说，土改资料上也没有直接记载，只说他们成了这一带的“地揽头”一就是被依兰县官府认定的这片地的掌管人。但在土改资料中却有一处可以间接说明问题的记载，那上说：“三王屯的吕风仪刚来时，自己没有奔头，就给老盖家写字(从事记账、写信一类的事情)，老盖家为了酬谢老吕，就赏给他三方地。”一方地计为45垧，三方地合计为135晌。盖家一次赏给吕风仪那么多荒地，他们自家占荒之多，也就可以想象了。

然而，占有大片荒地并不等于开垦耕种，实际上则是占荒容易开垦难。那时候，盖家“以打猎伐木为主，农耕为副”，这就充分展示出最初垦荒时那种难以想象的艰难。实力雄厚、车马齐全的垦荒户是不必那样旷日费时的，人家可以套上大犁专意垦荒；由官绅创办的垦植公司那时也在开始出现，人家还可以开进火犁或称老式拖拉机，一开就是一大片。盖家则不同，他们要靠打猎伐木头来支持开荒，一锯一锯，一枪一枪，要冒树倒砸人、狼群袭人的危验，口扼肚攒，积下钱来添车买马，渐渐增强垦荒实力，这个过程就反映出足够的难度，何况还要谈及艰辛的垦荒劳动本身呢!

谈及盖家先人的垦荒劳动，我同盖汪氏老人的60岁的儿子盖洪海有如下几句简单的对话；

“您知道您家先人开荒时候，用的是什么样的农具吗？〞

〝听说是四五匹马才能拉动一付大犁。〞

〝那时候，蚊子、小咬什么的，是比现在多吧?”

“开到岗地，有点风，干活几好受点；一到洼地不透风，蚊子、小咬，还有瞎眼虻(即牛虻)，一齐糊上来，拍一巴掌就是一手血！”

谈到这类动情之处，往往是缄口不语的盖汪氏老人，也不禁要眨眨眼、喷喷嘴，颇为动容。看来，这位80岁的老人，毕竟要比她60岁的儿子知道得多。

事后，我们一行人推敲当年的情景，设身处地，觉得那种艰辛远不是我们现代人所能体验得到的。50年代末，人民解放军号称十万转业官兵开进我三江平原东部地区，用大马力拖拉机挂上五铧犁、七铧犁、九铧犁，倒班下地，日日夜夜马达轰鸣，那拖拉机一过，就能让多少米宽的荒原沃野翻过身来，裸露出亘古以来从未见过天日的垡子根儿。这在人们的感觉中已经是相当艰苦的了。何况那驾驶员和农具手一般都戴着防蚊帽，多数时间又是坐在驾驶室里，不要说那些咬人的小虫对他们无可奈何，就是遇上骄横莽撞的熊，趁它扑打前照灯的机会，也可以将它碾倒在钢铁铸就的链轨底下。而盖家垦荒时的处境可就无法与之相比了。在距今110年前的清代光绪年间，盖家先人在渺无人烟的荒草甸子上，套上四五匹马，拉起一付又笨又重的土造大犁，前边要有一人赶套，后边要有一人扶犁，一步一步地往前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使出全身解数，用足所有力气，流干了全部汗水，干一天也开不出几亩荒地。那时候，我们中国人还没发明防蚊帽，只有祖先留下的用马尾扎成的“蝇甩子 "，但只能在两手得闲时挥动着使用，而赶套、扶犁，累得不上擦汗的垦荒人，却没有那分自由，那分福气，那就只好蚊子、小咬、瞎眼虻叮来咬去，吸是人的鲜血为止，一天过后，当垦荒者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自己居往的“地窨子”或〝马架子”(那种半洞穴式的或锅台连着火炕的没有间壁墙的小屋)，想要休息的时候，还必须慢慢地消受在日间被蚊虻叮咬后的那种奇痒、肿胀和麻木的滋味儿，那种艰辛之状，实在是笔难尽述。

那么，盖家垦荒者之中的妇女们，又是怎样生活的呢?这一点，盖汪氏老人谈得较为具体。她是盖家人开荒占草后的第四代妇女。她嫁到盖家后同辈妯娌四人，秉承老辈参加开荒的老妯娌七人传下来的家规，从开春到老秋，常年参加农耕劳动，春选种，夏薅草，秋剥苞米、晒粮食，冬天得闲还得剥麻杆儿。而且，她家男子腾不出做大饭的人手，她们妯娌四人都必须轮班煮大饭，一煮总是一大锅，那也得起五更爬半夜。有什么办法呢，“端老盖家碗，服老盖家管；吃老盖家饭，就得拿命换”!这样常年苦作，一年到头还是见不着几个铜钱儿，只有旧年正月亲友来家串门儿，有人给孩子扔下几个“压岁钱儿”，才归妇女攒“小分子”。按说，盖家是个劳力众多、比较殷实的垦荒户，在吃、穿方面可以达到饱地步了。而事实却也并非如此。据盖汪氏老人诉说，吃的总是粗茶谈饭，平时只吃粗粮，能吃一顿“攥汤子”─就是用苞米面或小米面浸泡发酵后做成的带酸味的短条面疙瘩，就算吃到好的了，端午节、中秋节也不杀猪，只有过春节才能到猪肉；穿的呢，每年入冬时，一个妇女可以分到“一杆子”粗大布，也就是五尺土布，刚够做个棉裤面儿，里子布只好用旧的。这种生活，还得是盖家开出荒地后的第四代妇女─盖汪氏妯娌们才能享受到的，至于她的婆婆那辈，恐怕是不会比她们这一辈人更好过。

垦荒者呀，垦荒者！你们为生存、为后代，付出了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代价，可曾怀有怨气，发过牢骚!

盖家先人究竟开垦出多少土地?盖汪氏老人说是“不知道”，她的儿子盖洪海更没向我们回答，我们就只好据实推算了。1947年土改时盖家大枝儿户主盖文刚是第三代主持人，当时，他们兄弟四股二十左右口人，占有43垧好地；他们的上代盖克增等兄弟七人已经分了家，那七股日子分家，按照我国农家祖辈流传的平均分配法计算，每股各得43垧地，合起来该是300垧。请各位读者留意，这位盖克增是盖家第二代男子，是最初来此垦荒的“七狼八虎”之一员！从他们开荒占草到兄弟成家，老父去世，树大分枝，这段时间任凭你怎样推算，至少也要长达二十多年。二十多年才开显出300垧地，还不够现在用拖拉机干一个月的！这个数字也足以说明当年垦荒的无比艰难。

劫人之家被“绑票”

我们还必须谈到盖家先人到这里开荒占草时和随后发生的两件事情。因为这种事情足以表明旧时代听起来特殊，实则并不离奇的荒蛮角落的一个重要特征，也可以表明盖家先人在勇于垦荒的可敬之处以外的另一种精神风貌和心理状态。

古人说：〝饱暖生淫欲，饥寒起盗心。〞谁会料到盖家〝以打伐木为主，以农耕为副〞的“七狼八虎，在不会没饭可吃的条件下，竟也干出了拦路抢劫的勾当！据土改资料记载：“盖文刚家里是胡子(即土匪)根儿，从搬到盖家屯后，便开始栽树林子，大家叫‘日咕咚林子’。原因是有钱人或从金沟回来的人路过时，老盖家看见就用枪打，以后谁也不敢路过那块。”引用这段资料需要解释两句：其一，盖家人最初来此垦荒时，是住在现今盖家屯北面的北大地”上的临时住处，其后在盖家屯这里建起了住宅才搬迁过来并非来自远处；其二，大家把盖家栽植的林子叫作“日咕咚林子”，含有咒骂之意，“咕咚”是指家鸣枪劫人的响声。这段资料记述得有声有色，有根有底，可见其真实无误。在我们同盖汪氏老人的交谈过程中，有人相当委婉地提起这个话头，这位老人一反常态，立即作出反映，颇为神经质地说：“瞎扯！那可是瞎扯！我不知道这事儿，没听说过！我们看到她如此神情激动，语言急促，也就不想再说这件事了。我们知到这位老人的表现远非一般意义上的回避，实际上是当作一件“家丑”，达到讳莫如深的地步了。

盖家屯地处土龙山镇东北12里处，在清末时期，它是古城依兰通往东部驼腰子金矿的必经之路。当时还没有公路，只有远道前来的采金人和商贩们拉荒山、走野岭，用双脚踩出来的仅可辨认的羊肠小道。盖家屯既然有了人家，过往行人可以从远处看到炊烟，自然会奔它而来。如果说开始时那些过路人可以到盖家屯歇歇脚、喝口水、吃顿饭，讨个方便；那么，后来时间长了，盖家“七狼八虎”摸准了过路人的底细，知道他们多半是腰缠砂金的有钱的主儿，那就难免动心…再说，在这种“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依兰官府鞭长莫及，干点拦路抢劫的勾当，那也不会轻易受到什么惩处。盖家兄弟个个都会武术，在屯边栽上树林子，隐身拦路，劫获到砂金，用它添车、买马，岂不比靠打猎、伐木来增强垦荒实力要容易得多！这样看来，盖家先人用二十多年时间开垦的300垧地，还应该包括拦路抢劫积蓄的“黑心钱”的帮衬。

事物的发展规律偏偏又会捉弄人，这也叫“天道好还”。到民国年间，盖家已成大户，他家第三代青年—盖克增之子、盖文刚之弟、盖汪氏的公爹盖文义，突然被东部山里的一股土匪所绑架，成为勒索盖家钱财的人质。不论这股土匪中有没有曾被盖家劫夺过的人，这也可以算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旧时代呀，旧时代！有多少人家刚刚发点小财，忽遭土匪“绑票”，把那点家产弄得荡然无存，又重新变成了穷汉子！然而，盖家却又例外。

我们一行人同盖汪氏老人谈到这件事情时，这位老人颇为动情。不过，她在动情之余却是心地坦然，因而交谈时对答如流。我同她有如下对话：

“这是哪一年的事儿?”

“是哪年，记不准了。我记着那是个冬天。”

“绑去大约多少日子?”

“一个多月……”

“是花钱赎回来的吗?”

“他是光脚跑回来的。那两只脚冻得不是个好色儿，肿得锃亮，活像琉璃灯！”盖汪氏老人的脸上现出昔日的惊恐，引出陈年的记忆，才又补充说道：“他在秧子房(是土匪看管人质的屋子)里看见一把菜刀，趁人家打盹儿的功夫，偷偷割断绳子，连鞋都没敢穿，光脚跑回来了……”

这情景，使我想到盖克增、盖文刚等人只顾家产而不子弟性命的特殊心理。那时土匪“绑票”，总要派人报信，限定被绑的人家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送上多少大烟或者成砂金、现钞什么的，按时赎人。否则，土匪便会把人质的耳朵割下一只，送给他家里人，算是“最后通谍”;被绑者的家里再不赎人，那可就要“撕票”杀人了,而就盖家情况而论，并非那种“房顶上开门，灶火坑打井”的老实疙瘩”，那官私两厢都有点交往的头面人家，满可以弄点烟卷儿、枪支、弹药做礼品，托个朋友说说情、“上个项”（是东北土匪的黑话，意即进贡），也可以求得土匪放人的，可是，盖家人甘冒土匪撕票”之险，硬是要坐等盖文义逃跑回家，这难道还不充分反映了亲人性命与家产之间，在盖家人的心目中那畸形的价值观念吗?垦荒者呀，垦荒者！那份家业来之不易，人的性命也因而极大地贬值了!

卫护土地闹暴动

历史总是要造出许多偶然事件的，但在这偶然之中包为含着令人叹服的必然性。这里，我要说的是，曾从土匪窝里夺命逃出的盖文义，在若干年后，在他已当上依兰县伪警大队长的时候，竟能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收枪撤照"而发起土龙山农民抗日暴动，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当然是为了卫护先人开显的土地，但却不仅是卫护自家的土地，也是卫护中国人大家的土地。

在1932年冬季，也就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年冬季，日本侵略者刚刚炮制出一个伪满洲国，尚且立足未稳，就来土龙山一带强占中国农民的土地。侵略者欺世盗名，打着建设王道乐土”和实行“治安肃正”的招牌，要收缴民间的枪支，检验民间的地照。土龙山一带垦荒者的后人，岂肯把先人用血汗换得的土地拱手送给侵略者！于是，没过多久就引发出一扬震惊中外的土龙山农民抗日暴动。关于这场暴动，在新中国建立后已有诸多文字记述，只是对它的发起原因和发起过程记述得有失过简。为此，我们需要再作一些说明。

土龙山当时属吉林省依兰县管辖，是县里最大的一个区，也是依兰最富庶的地方。区政府设在太平镇(即今土龙山镇)，辖土龙、永庆、五道岗、长青、湖南营(即今桦南镇)、河南六个乡；设八个保，一保土龙山，二保邢家沟，三保河南一带，四保湖南营，五保五道岗，六保半截河，七保金沙河，八保来才河。那时各保都有自卫武装名叫‘大排队’，十数人或数十人不等。日军入侵后，各保为了加强自卫，自行联合组成自卫团。另外，民间还有大刀会、红枪会、山林队等各种武装组织。全区散落在民间的各种枪炮计约万余支。这就是土龙山农民暴动的物质基础。

那场暴动还有两个导火线：

其一，我三江平原著名抗日将领─依兰镇守使李杜将军，于1932年春节前夕率部参加哈尔滨保卫战后，兵撤土龙山时，就地组织过一个抗日自卫军骑兵第十混成旅，这个旅，以土龙山自卫团团总马春德为旅长，商会会长高云升为副旅长，孟昭信为参谋长。下辖五个团：一团团长谢文东，二团团长王会(报号“老天爷”)，三团团长盖文义(即盖汪氏的公爹)，四团团长刘子臣，五团团长马“法师”是大刀会的“法师”)。这些人中的多数在不久以后都成了农民暴动的骨干。也就是说，在土龙山农民举行抗日暴动之前，那些骨干就已参加过李杜将军就地组成的武装抗日组织。应该说，这也是李杜将军在土龙山区播下的抗日火种。

其二，土龙山农民抗日暴动的首领谢文东在举事之前刚接触日本侵略者，就与他们发生了势不两立的尖锐冲突。1932年冬季，日军骑兵向谢文东这位伪保长征收“官草”，被谢文东断然拒绝。转年，即1933年，入侵七虎力河一带的日本武装移民春耕时缺少牲畜和农具，竟然窜到八虎力河一带去抢夺中国农民的牛马和犁杖，那些农民去找谢文东，请他想想办法，他便鼓动农民进县城聚众“告状”。统治依兰县的头号侵略者一伪县公署参事官(实为“太上皇”)藤本，查明了此事是由谢文东在背后指使的，当即下令撤了他的伪保长。谢文东不甘示弱，又联合六保保长景振卿，合伙打死了几个日本武装移民。此后不久便发生了土龙山农民抗日暴动。需要说明，这个谢文东尽管后来走向反面，投敌、反共，落个可耻的下场，但在土龙山农民抗日暴动中确实是个众目所瞩的重要角色。

上述事实说明，土龙山农民抗日暴动既有它的物质基础，又有它的思想基础和组织条件。因此，当日本侵略者炮制的“收枪缴照”的措施一经抛出，便燃起了包括盖家屯在内并有盖文义参加的大规模农民暴动的熊熊烈火。

1934年春节前夕，日本关东军成立了“土地收买工作班”，以极低的价格强行收买”中国农民的土地。与此同时，太平镇伪警察署一再催逼农民速将枪支、弹药送到警署登记、打印，宣布说：°腊月三十不送，正月初一也得送。不送的，一律按“私藏军火”论罪。”可是，他们始终不见有人送枪。于是，日本侵略者便采取高压手段，派出关东军士兵到中国农民家中去翻箱倒柜，甚至捣毁房屋，把藏在地窖和夹皮墙里的地照和枪支抢去。

1934年过春节时，已在依兰县任伪警察大队长的盖文义，从县城回到土龙山过节。他一回来，就和谢文东、景振卿、曹子恒、王奎一等密谋暴动；随后，他又回到县城，准备在暴动队伍攻取县城时作个内应。

土龙山农民暴动的前一天晚上，依兰县伪县长景xx亲临太平镇，企图召集各保长开会，设法平息暴动。第二天，暴动起来了，不得已改为谈判。在景××与暴动首领们进行谈判的同时，驻扎在依兰县城的日本关东军第十师团六十三联队长、陆军大佐饭冢朝吾听到暴动消息，决定第二天由依兰县伪警备司令部宋参谋长和伪警察大队长盖文义陪同，并带领一小队日军和部分伪警察，亲赴土龙山。饭冢于当天晚上用电话通知伪县长景xx时，恰好，太平镇富商一一同成兴烧锅经理兰锡纯就在电话机旁，听个清清楚楚。随后，兰锡纯就把饭冢要到土龙山来的消息告了暴动骨干小王富。于是，暴动总部马上开会商议，决定“擒贼先擒王”，首先伏击饭冢，然后再确定下一步行动。

这次农民暴动的细节，这里不去细说了。但还必须说说它的作用与影响。暴动队伍在土龙山西都通往依兰县城的必经之路白家沟设下了伏兵，专等日军大佐、日本特务机构“黑龙会”的健将、曾在日俄战争和中日战争中立有“战功”并因而获得日本天皇御赐战刀一把的饭冢朝吾自投罗网；而这个饭冢果然骄横无忌、肆无忌惮，他亲自率领喽啰撞上了网口，被暴动者当场击毙。不久，上海《大公报》和美国《纽约时报》先后将这一事件作为重要新闻公布于世，从而大长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志气，增强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信心。至于日本关东军，则不得不在战报上哀叹惋惜，为死鬼美化一番：“该大佐之豪胆，为部下所最钦敬，实为最负盛名之部队长。且大佐于将校之战死者，自满洲世变以来为第三人。”他们还为这个死人追晋了军衔，晋为少将，尊为“开拓之父”，并在白家沟立起一座铜碑。这铜碑，后来当然是被中国人给砸烂了。当时的暴动队伍也没消声匿迹，而是就此树起了抗日大旗，后来还编入了东北抗日联军。

至于这次暴动的间接作用与影响，那要更加深远、重大。至少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事实：在日伪统治我东北的14年中，桦南县其余各地都开进了日本开拓固，唯独土龙山镇附近，日本开拓团却一直没敢进驻。日本侵略者最先看中了包括盖家屯在内的土龙山一带的肥田沃土，企图在这里“收枪缴照”，强占土地，繁衍移民，其结果是白白赔上一名大佐及其携带的那部分喽啰。这就充分显示出中国垦荒者的后人为卫护土地而勇于拼命的反抗精神，因为这土地是他们的先人开垦的，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那么，土龙山农民暴动的发起人之一，盖家屯的男子汉，盖家垦荒者的第三代后人、盖汪氏的公爹盖文义，后来又是怎样的了呢?他在1934年、也就是伪康德元年春节时回到土龙山，与暴动首领谢文东、景振卿等商议暴动举事之后，又回到依兰县城；随后，当他再度返回土龙山时，那是陪同日军大佐饭冢朝吾而来的，这其中应是具有稳定敌人的用意。然而，事出有误，还没容许他在暴动中发挥更多的作用，便在白家沟两军相遇、乱枪对射中，中弹牺牲了。他是不会向伏击日军的战友们开枪的，但是遭到了战友们的误伤，因而应该说他是为抗日暴动而牺牲的，虽死犹荣!

当我们一行人同盖汪氏老人和她的儿子谈及这一点时，这位老人频频点头，宁静的脸上绽露出欣慰的笑容，并且连续撕上几个纸条，亲手给我们卷好几支乡土气味十足的晒烟叶。看起来，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肯定一切应予肯定，应受后人尊重的人物，在他的后人─虽已年届八旬、情同古井的盖汪氏的心灵上，也足以泛起一片感情的涟漪！盖汪氏老人那位60岁的诚实朴厚的儿子盖洪海，似乎不知说点什么才好，却在我们告辞时，把我们送出好远。

结束语

夕阳回照时分，我们一行人离开了盖家屯。在吉普车的轻微颠簸中，我凝望着色彩愈浓的金黄色的田野，以及远处隐隐的山岚，清理着这半日留在脑海中的思绪：盖家先人来这开荒占草，付出血汗交融的艰辛，为的是获得一片肥沃的土地，盖家第三代男子汉盖文义在抗日暴动中做出特珠的牺牲，洒下了无愧于一个中华男儿美称的满腔热血，是为了卫护这片肥沃的土地，盖家先人在垦荒立业过程中，不借使用足以导致众口唾骂的罪恶手段去拦路抢动，这里借用一下帝国主义把对外掠夺作为资本积累的一种手段的公认点，他们所发的不义之财，在客观上也增强了垦荒的实力，而后来，盖家后人的一个大技儿─盖文刚家，在士地改中被划定为中地主，又恰恰是因为他家占有的土地面积太大，超出了贫苦农民人均占有土地面积的一倍以上……凡此种种是非功罪，全都围绕着一个土地问题转，这在今人的观念上又该如何看待呢?

我为此苦苦地思索，依旧想不出个准确的答案。但我觉得，无论如何，这片沃土是美好的，十分宝贵，非常可爱，因为这是可供中国人民休养生息的土地!因此，不论是谁家，凡是当年的垦荒者，凡是后来为卫护这片土地而献出了宝贵生命的人，都应该受到子孙后代的长远尊崇！这应是最基本的观念。现在，盖家后人早已成为普通农民，不必再为先人曾经干过拦路抢劫的勾当，以及后来在土改中被划定为中地主而大感羞愧，因为那已是陈年往事，而且是不足以抹煞开垦土地、卫护土地的光辉历史的往事。现在，新中国正在政革、开放中振兴，在改革、开放中腾飞，生活在盖家屯肥田沃土上的后人，应该伸开腰板儿，放开豪情，以先人垦荒、卫土那样的拼搏精神去冲破现状，在这大片沃土上建设更新更美的好生活！

说明： 原文中盖克义根据族谱记载改为盖克增。

2019年12月30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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